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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专访李玲:共同富裕要健康先行,如何突破医疗体系短板?
        信息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:2022-03-27 11:25:06 浏览量:684

          按语:实现共同富裕,全民健康是重要基础。近日,我会常务理事,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,共同富裕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含义——公平的起点、公平的规则与公平的结果,发展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健康,所以全民健康既是共同富裕的基础,也是共同富裕的目标。

          “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,比如张三、王四都拿到了10万元,张三勤俭节约、生活健康,过几年攒下了更多钱,但王四拿着10万元抽烟喝酒,生活不健康,可能很快生病,还会因病致贫,那么这是共同富裕了吗?所以共同富裕要健康先行,有了健康才能有其他一切。”李玲说道。


          从抗疫看共同富裕与全民健康

          李玲表示,在两年多的抗疫中,全国人民都公平享受到了健康的保障,只要在中国,无论贫穷富贵,都能免于或减轻受到新冠病毒影响,“共同富裕不就是这样的‘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’吗?”

          “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,无论是最开始的新冠病毒,还是之后变异的德尔塔、奥密克戎等,我们都能很好地控制,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的巨大优越性,与西方疫情反复蔓延、人民生命和经济社会深受其害形成鲜明对比。”李玲说道。

         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,抗疫期间,我国公立医院救治了98%以上的患者,公立医院的制度优势更加凸显,国家及时出台了“应查尽查、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”的免费医疗政策,由医保支付,财政兜底。

          全民抗疫的成功,证明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、优化医患关系、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。当前应该抓住抗疫契机,总结推广抗疫经验和三明等地方的医改实践,打一场医改“大决战”,对医疗卫生体制的顽瘴痼疾来一场“大扫除”。

          据了解,李玲所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即政府出资举办和运营公立医院,免费或低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,是世界主要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,英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、印度、巴西等国家,以及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均采取此制度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之前也是此制度,并创造了爱国卫生运动、农村合作医疗等,快速提升人民健康。

          “现在我们的制度和医疗系统也拥有明显优势,在新冠病毒面前,无论贫富贵贱,给全体人民都提供了无差异的健康保障,就是政府动员组织,全国人民万众一心,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控制疫情。”李玲说道。

          李玲进一步表示,中国一定能实现全民健康和共同富裕,但是要转换思想,要从实践中吸取经验,抗击疫情、扶贫攻坚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,为什么中国能做到?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靠财力、靠技术实现的,而要靠制度、动员组织和体系发挥作用。

          医疗体系仍有多个短板

          虽然全民抗疫体现了我国制度和医疗体系的优势,但也暴露了一些短板。

          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我国有全民健康的规划,在疫情期间各地政府高度重视,但疫情过后,政府的治理理念可能需要有所改变。

          李玲曾在文章中分析,人民健康遇到的问题,除了客观原因,还有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、食品污染等问题,这些均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因素。

          另外在抗疫过程中,也还反映出我国医疗制度的不足之处。

          李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,分级诊疗其实是中国原创,上世纪五十年代,中国比较贫穷落后,但通过有效动员组织民众,逐渐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络,在基层对大部分疾病进行健康咨询和治疗,把疑难杂症转到上一级医院。

          根据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》杂志信息,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国建成了由县、乡、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组成的医疗预防保健网,婴儿死亡率从200‰下降到34.68‰,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至67.88岁。世界卫生组织前驻华代表基恩博士曾说:“中国保健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,如果只看预期寿命、婴儿死亡率、死亡原因这些统计数字,几乎不可能看出这是发展中国家。”

          但是有研究显示,新冠疫情流行初期,个别地方出现大量普通患者聚集到大医院的“挤兑”现象,问题根源是分级诊疗制度尚未完全形成——2008--2017年,我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数所占比例从37%上升到53%。

          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,新医改一直推进分级诊疗,但依然存在无序看病、医疗资源错配的问题,原因在于公立医院仍在逐利性轨道上运行,大医院要挣钱,不可能把病人分下去,那么越来越多优质资源集中到三级大医院,基层医疗能力越来越弱。

          李玲进一步指出,2020年,政府把医保、公卫、财政的资金集中支付医院和医生,免费救治新冠患者,效果极佳,医患关系空前和谐。 “全民抗疫可以看做是一次‘爱国卫生运动’,疾病大量减少,本来是好事,但是在现有医疗体系中,如果病人减少,那么医院和医生收入也会明显降低。”

         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,公立医院改革的总目标是“两个根本转变”——公立医院运行从逐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,以及医疗资源布局从“以治疗为中心”向“以健康为中心”的转变,而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,则是真正启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。

          解决之道:推动三明医改模式

          李玲向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,三明医改模式的推广对实现全民健康很重要,三明模式优势明显,不是以疾病为中心,而是以健康为中心,为所有人提供全方位、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,减少疾病,若患病,小病在基层解决,大病则迅速转到其他医院。

          根据三明医改“操盘手”、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詹积富公开的数据,2012~2020年,通过改革,三明市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相对节约了110.68亿元,药品耗材收入占比由60.08%下降到32.51%,诊查、护理、手术治疗、药事服务费等医疗服务性收入由3.11亿元增加到13.04亿元。

          “这其实是一整套医疗系统的设计,第一步要做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,不能再逐利了,第二步是将医院定位为减少疾病、保障健康,同时配以一整套薪酬分配制度,包括医生薪酬年薪制、年薪计算工分制等一系列的创新方式,让老百姓越健康、医生的收入越高,而不是像其它地区,老百姓越得病、越看病,医生收入越高。”李玲说道。

          李玲进一步表示,近两年三明可能是全国少有的,医院和医生收入增加的地区,因为三明早已实行医生年薪制,“三明医改跟这次抗疫很相似,政府集中医保、公卫、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医生工资和医院运行,三明模式也是如此,政府将医保、公卫、财政资金集中起来,拨付给医院,支付医生工资,解决医院和医生的后顾之忧。”

          詹积富公开的数据显示,通过改革,三明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工资总额由2011年的3.8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5.57亿元,人员经费占医疗费用的比重由25.15%提高到45.98%,医师队伍人年均收入由5.65万元增加到16.93万元,2020年医师最高年薪达59.80万元。

          据梳理,2017年至今,国家层面一直支持推广三明医改。2017年3月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,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、成效是明显的,要注意推广;2019年11月,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》;2021年10月15日,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布了《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下称《实施意见》)。

          但是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,三明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并不顺利,背后原因复杂,涉及医疗、医药、医保、管理体制等的变革,触及多方利益,推广难度很大、风险很高。《实施意见》也显示,三明医改经验最重要的是改革的决心和勇气,不回避矛盾,敢于触碰利益。

         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,三明医改的核心是政府、制度,三明医改中三明市委市政府明确医改的主体是政府,对象是长期形成的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,政府要勇于承担破旧制度、建新制度的改革职责。

          推进健康中国,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激励,正确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,要把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,打造一支既懂政治、也懂业务的卫生健康管理队伍。对于在卫生健康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,予以表彰和激励,形成“你追我赶抓健康”的氛围。

          “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,三明这一欠发达地区都能做到,其他地区当然也可以。”李玲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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